關於塗色的記憶
修面六步，專供正君。阿切爾夫人 1792 年 5 月 29 日，托馬斯·羅蘭森
有些顏色放在一起特別難忘，讓人想起一個氣味、一個動作、一個地方。深沈的藍紫色底子，悠悠透出像螢火蟲尾巴的黃綠色，是上海颱風前夕的夜空；紀念品店裡洗的圓潤的孔雀石，鑿穿了綁上亮橙色與青蔥色的中國繩結；海在遠處還是藍的，打進眼前的灰石礫灘卻變成了奶油一樣的白色浪花，從藍色到白色，每隔幾秒一個轉換，經年累月卻如同奇跡一般從未緩分。
工作室里也有奇跡，我從沒忘記第一次給絹本畫敷胡粉。在那之前好幾天，我已經用油煙墨和茶水給絹反反覆覆染了多次底色，這些顏色不是底色而已，它們從兩面咬在明礬稀落的纖維里，浸染著絹的裡外，改變了絲線的顏色也改變了它的本質特性，從這裡畫上去的胡粉和預留出的白、或任何其他的白截然不同，像是一筆觸得到的鬼魂，覆蓋在絹布的筋骨里，用筆推就走，不推就沈澱、落下。
我到近幾年才開始理解，一張畫不是從零開始的，雖然Philip Guston說約翰·凱奇(John Cage)曾告訴他[1]，當藝術家開始工作，所有人都在你身邊，你的朋友、敵人、想法，但若持續地畫，他們會在過程中一個個離開，如果足夠幸運，最後就連藝術家也要離開。當然，我也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那樣的時光，在工作室里漂流，像小川洋子小說里失憶的數學家，但我執拗地想，也許我可以不離開，也許我可以待下來。而我那些愚昧地、自私地、想要不間斷地重新描述、堆疊、孵化、挖鑿與再建設、並目擊一切發生的渴望，也可以被祝福。幾年過去我才知道，若不是待了下來，我可能不會知道原來塗色不是從零開始的。
在我出生以前，父母從台北和台中移居到台灣東部一個發展相對遲緩的沿海城市，較低的生活與土地成本，實現了父親經營農場的夢想，我們在郊外過了豢養牛只、耕種和爬高爬低追逐野兔的生活，最後因為我和姊姊的就學問題，全家搬回了市區。在升學系統里，成千上萬的人在一間屋裡，學習去感覺一樣的感覺、憧憬相似的未來，在那裡，我過上了和所有人一樣的生活。小學三年級的一堂美術課，老師推出了笨重的映像管電視機，好似怕我們錯過了這強力放送的畫面，她又給我們放了兩台客機撞進紐約雙子星大廈的新聞。記者站在我當時還未曾踏過的紐約街頭，滿天灰塵飄落，夾雜著大把A4紙張鋪在地上。多長的一段時間里，那是我對於末日的想像，是空白的、或印著繁瑣數字和再也無所謂的各種表格的紙張，一落落地，像失去手臂的鐘擺無差別地搖落，在降落前見過不可思議的恐懼。很多年後，我在Ottessa Moshfegh的小說《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的結尾里讀到：一個身影看似Reva的女人從燃燒的七十八層一躍而下，她一隻高跟鞋翻落，白色襯衫，頭髮飛揚，如此美麗，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潛入未知，如此清醒。[2]
我念的是十二人一班的女子高中，升學、嬉鬧之間，望眼所及的景色都有了由來目的。我未曾被給予一片空白的空間讓表達自主生長，所有表面上的空白，要不是一桶白漆潑下，厚厚地覆蓋住眼前的顏色 ; 或兩手一推，同時掃落桌面上所有或廉價堅實，或名貴易碎之物而去爭取出來的。他們說，這塊地方是讓出來的。耗費數天甚至數周費盡心思準備的絹絲、烹煮的石膏底或手工打磨的木板，正如小說的結尾處，高塔滑落的紙張，從災難中縱身一釋，在火焰與灰燼瀰漫的天空中推擠開空氣、為著自己空白的身體找到一個降落的軌跡。
17歲的時候來到台北應考，我為大學面試畫上了妝，母親的粉底液在我臉上顯得非常蒼白。她一直比我白皙許多，我那個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的外公甚至有著粉紅色的皮膚和白銀色的頭髮，母親說他有荷蘭人血統，然而我的臉上卻不顯現這個故事，穿戴著母親的粉底，我看起來乾燥又滑稽，面試結束後我在洗手間洗了一把臉，自來水珠結球在防水的皮膚上，像浴室里蘸濕的老舊肥皂，我心想我再也不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裝扮成別人，當時的我還以為若不裝扮，我便是自己了。
來到台北念書後，我試著與化妝這件事交涉出一個共識：雙方各退一步–用最少的產品完成最多的工作，我用睫毛膏染黑眉毛，把唇膏分散在臉頰上，同時，化與不化得只有微小差異，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美德框架里，一張適合被觀看的女人面孔，是一女性主義的任務，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她有機而不張揚、自律且熱愛工作–曾經花費在家庭責任中的時間與勞動力被解放出來，轉移到了「自我照顧（Self-Care）」的事業之中。雖然我也疑惑，若只有微小差異，為什麼還化妝？然而美德的框架外，總是有額外的麻煩。
某次暑假返家，我自告奮勇地給母親化了妝。因為長期在戶外活動，她曬黑了許多，但卻和我曬黑後的橄欖棕色不同，她有帶紅的銅色皮膚、線條明確的下顎和顴骨和薄薄的唇，她說小的時候父母都用台語喊她「紅毛」，因為不同於她五個姐妹，她有一頭陽光下紅棕色的頭髮。從小到大，大家都說我長得一點也不像她，一直以來我也同意了，我一張圓臉沒有稜角，圓潤的鼻頭和嘴唇，頭髮烏黑粗壯。但直到那刻，我似乎從未如此仔細地觀察過她的臉，我用粉底拍上她凹陷的眼袋和臉頰透著青色的血管，眼線筆拉出圓大的眼睛的上輪廓、細軟的眉毛已經轉灰，屏著呼吸，我試著描出她們對稱的形狀，我試著在這張臉上臨摹這張臉。帶著妝容的母親看起來很美，雖然她也不是這麼像她。
在那之後，每次我在絹本上設色胡粉，清筆推著濁筆走色，怪異地，我想到母親。或也許也不這麼怪異吧，從古羅馬、中國唐代到16世紀的法國，數千年間，人們對上色著了魔、除了陶瓷、紡織、繪畫，還有女人著色的皮膚：浸泡在醋桶里的鉛白覆蓋臉龐、脖子與肩膀、接骨木漿或老鼠尾沾眉，硫化汞製成的朱砂畫唇、蟲膠烹煮出來的蟲紫染頰。輪番來去化妝台的顏色，後來也被一一擠進了畫家的色盤里。也許在學會如何去畫之前，是化妝讓我學會了如何一邊聽、一邊讀；一邊畫、一邊看，因為作為女兒們的母親，也是母親們的女兒，她們如何輕易地指認出彼此的差異，不僅因為她們的樣貌，而是只要她們願意，她們的生命可以何其相像。
塗色是種裝扮，也是仔細地檢視來到眼前的這張臉。現在的我，能辨認出母親臉龐里的自己，看起來如此殘忍只因擁有了她沒有的選擇，如此充滿矛盾只因抗拒走她走過的路，雙手卻攥著她的經驗期許自己能去往別處。我看著我眼前的畫布、紙本、泥底，一絲不覺得自己是個創造者，我感覺像個女兒，我想花最長的時間，謙遜地、批判地，學習真正去在乎地去看這張臉。這張臉上也退去了顏色、、在高處見過不可思議的恐懼，這張臉是她們為我讓出的一點空間。
文章初次出版於Numéro 中文版 2022年7月刊，點擊閱讀原文
[1] “When you start working, everybody is in your studio – the past, your friends, enemies, the art world, and above all, your own ideas – all are there. But as you continue painting, they start leaving, one by one, and you are left completely alone. Then, if you’re lucky, even you leave.”
[2] “There she is, a human being, diving into the unknown, and she is wide awake.”Moshfegh, Ottessa. 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 , 2019.